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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天气正好，金色的阳光透过林间的缝隙洒在房前绿油油的草地上，耳边是四声杜娟们此起彼伏的叫声，像是正在开音乐会的森林合唱团。

    他呆呆地望着远处郁郁葱葱、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树林出了会儿神，等情绪慢慢平复，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错了话。

    自己怎么能跟对方说“打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蠢话呢？他很懊恼，一定是因为他太想装网了才会如此口不择言，但事到如今懊恼也没用，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老太太当时肯定是生气了。以老太太这么刚的性格，不让装网都是小事，他还能不能继续住下去可能都是问题。

    也许自己应该去给对方道歉，他这么想着，却没勇气去敲对方的门，犹豫了好半天，才悻悻地抄上书包赶往大学参加旁听课。

    临进教室前，他接到父母的电话，这才想起自己因为忙忘了给父母汇报开学情况。

    国内此时已是夜里，沟通的主力依旧是董母，问题也跟之前一样，始终围绕在“董锵锵最近身体、学习和打工都怎样？缺不缺钱？交没交女朋友？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要父母帮忙？”等家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正面或迂回展开。

    董锵锵对父母的套路早已熟稔，但今天的他刚被拒绝，情绪有些低落，回答问题便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俗话说“知子莫若母”，敏锐的董母第一时间察觉到儿子的异样，马上追问：“是不是碰到了什么困难？如果有困难一定要和家里说。出门在外不比在家，不用什么都自己扛，父母永远支持你……”

    一刹那间，董锵锵就觉得自己的眼中似乎泛起层雾。他很奇怪，自己并不是眼窝子浅的人，怎么就伤感了呢？不过他心里也清楚，很多事就算告诉父母他们也鞭长莫及，只会徒增他们的烦恼，对解决自己的问题没任何帮助。这些困难最终还是只能靠自己去克服。于是故作轻松地耍起了顾左右而言他的太极，三言两语岔到了其他话题上。唠了几分钟，便催着熬不了夜的董母董父休息去了。

    吸取了前一日教训的董锵锵提前预习了下午旁听课的内容，但让他没料到的是，下午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实务会是块比昨天更硬的骨头。

    跟昨天的老师比，今天的老师不仅没口音，发音还极其标准，挑不出任何毛病。唯一的“缺点”就是老师语速极快，对德国人来说可能只是正常或稍微有点快的语速，但在董锵锵听来，对方比预科里他最憷的政治学老师的语速还快，简直能跟电视里的新闻播报员媲美。

    “这是正常语速吗？”他皱着眉头环视四周，见周围的德国学生也都一脑门子官司的奋笔疾书中。

    如果对方只是语速快，他其实并不太慌。但问题在于他在国内和预科都没接触过这门课，专业背景几乎空白，而老师的讲义跟经济学的讲义恰恰相反：图少字多，主要靠听和记。董锵锵出家门时走的急，没带录音笔，他又不好意思张嘴问旁边的外国人（貌似旁边的人也没比他好更多），只能硬着头皮疯狂记录。

    两小时下来，笔记记的惨不忍睹不说，内容连40%都没听懂（光顾着记了）。郁闷的他既拉不下脸问老师，也不想跟不认识的人借笔记（不管对方是不是中国人），更不想跟杜蓝诉苦，而郑春花这几天也没回他电话，估计是忙自己的事或把他打电话的事忘了。思前想后，不服输的他一勐子再次扎进图书馆。

    但这门课比昨天的宏观经济学难了不是一星半点，董锵锵能感觉到书读起来的吃力感，他只能寄希望于天道酬勤和勤能补拙。

    等只顾着找书和看书而没吃晚饭的他从图书馆里出来，外面已是夜凉如水，繁星点点。他饿的前心贴后背，走路时两条腿都控制不住的飘，平路愣是走出一股登梯子味，不敢贸然开车，便在停车场旁边的土耳其烤肉店点了份儿加大量的土耳其烤肉套餐大快朵颐起来。

    在旁听了两门课尤其是认识到今天这门课的难度后，董锵锵越发清醒：老太太不让他在家装网未必是坏事，有了网他可能就容易沉迷到其他事上而疏忽学习。他完全可以每天在校学习、在图书馆上网，所以根本没必要因为这事跟老太太搞僵。但如果他因为网的事离开再找其他房，他一没精力二每月要花比现在多的房租，得不偿失，不如克服一下，等以后跟老太太关系融洽了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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